新冠遗体解剖完成，钟南山团队主推吸氧疗法或被推翻

进行病理解剖的刘良团队

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结果快要公布了。

经历一个月等待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刘良带领的团队，于2月16日凌晨3点50分，完成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尸体解剖。目前在新冠肺炎的致病性、致死性病理等，刘良团队已经有了初步结果，并将在这几天公布。

“前线医生就等着你这个结果了，否则不知道治疗到底怎么办，治疗效果怎么评估。”钟南山院士在2月24日曾给刘良打电话。

面对新冠肺炎这样一种为人类所未知且传染性很强的传染病,尸体解剖对于作病原学的确证是重要的,而且是最直接的。

“尸检是要搞清楚这个病毒伤害了病人的什么地方，还要弄明白这个病毒是通过什么机制让肺受到损伤的。”刘良表示。

截至2月25日,中国内地共解剖了11名因患新冠肺炎而死亡的尸体,此时离发现我国第1例新冠肺炎病例已过去了两个多月。

此前，2月9日，钟南山院士等多名专家联合完成的论文里，将吸氧作为目前的主要疗法。而刘良团队在对9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病例解剖后，发现死者肺部切面上有黏液性的分泌物。他表示，在临床治疗上，如果粘液成分没有化解，单纯用给氧的方式，可能达不到目的，有时候会起反作用。正压给氧的时候可能会把黏液推得更深更广，会加重患者的缺氧。

同为冠状病毒“家族”的非典，当年在尸检前后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非典时期，中国卫生部在2003年2月20日向世界卫生组织称，非典病原可能是衣原体。2月下旬，新华社发通稿宣布称，“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这个结论在尸检后被推翻。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系教授丁彦青在对第一例非典死亡病例尸检后发现，非典并非衣原体感染，而是病毒感染。

新冠肺炎逝者第一例解剖

17年前，刘良也曾对SARS逝者做过遗体解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SARS期间的病理解剖比现在还要快一点，在国内出现死亡病例的十几天后，病理解剖就已启动。

早在1月22日，新冠肺炎还未全国肆虐时，刘良就呼吁对新冠肺炎逝者进行病理解剖，并联合团队向相关部门递交紧急报告，强调病理解剖的重要性。

但是因为场地和伦理方面的原因，他们无法立即进行。解剖场地必须是要负压的，而国内只有负压的实验室，没有负压的解剖室。此外，在伦理方面，他们需要征求死者家属的同意，要面对面去沟通。这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问题，难度很大。

“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已超过千例，目前没有报道过一例尸检。早一点做可以多救几个人。”2月14日，刘良再次通过媒体发声。15日，刘良获邀参加新冠肺炎病死病例尸检相关事宜会议，当时他“乐观估计尸检落地还需要2-3天”。

通知比预想来得更早。

2月15日晚9点，正在等待回复的刘良突然接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电话，“有一个可以做解剖的了。”事后刘良回忆道，“国家、省市卫健委打破常规，先行动，然后下正式文”。

刘良紧急安排团队人员从武汉市各个角落汇集到医院。与此同时，金银潭医院专门腾出了一间负压洁净手术室，确保解剖的同时不让病毒扩散。

“这个医院的手术室是一个带负压的空间，比较适合解剖。我们把里面非必要的东西全部清走了，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不造成室内一些血迹的污染。因为除了空气以外，它还对地面和对下水道有影响。”

2月16日凌晨一点左右，刘良团队三人戴上三层手套、两层口罩、三层帽子、护目镜以及防护屏，并穿上不透风不透气的密封服装进入解剖间，开始新冠肺炎逝者的第一例病理解剖。

进入手术室进行尸检前需要全面防护

“解剖前，我们集体给他鞠躬，鞠躬时间特别长。我们对这位逝者十分尊敬，发自内心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是大爱。”

平时做一列解剖手术，刘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而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却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几乎是平日的三倍。

3点50分，首例尸检工作结束。

除了对首例尸检要谨慎小心一些，在高强度解剖工作中穿上“宇航员”般的防护服，也是本次尸检耗时久的原因之一。

身着防护服的刘良教授

“终于知道隔离防护服的厉害了。穿上不到10分钟，满头大汗，结果在干平时轻松可以干的活时，汗如雨下，呼吸困难，眼镜护目镜朦胧一片。像高原反应一样，第一例做到大半截，出现心慌头晕低血糖表现。一方面说明自己确实老了。但真的体会到医护人员的艰辛和付出。必须要向所有普普通通的一线医护战士致敬！”刘良在自己的个人媒体平台上写道。

吸氧疗法或被推翻

第一例尸检结束后，刘良回家隔离休息2个多小时后，马上和团队成员总结并上报了尸检流程上可以改善的问题。16日上午11时许，刘良再次接到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通知，“又有一例需要尸检。”急招队员，再次赶赴医院，当天下午4点开始解剖，6点半结束时，“浑身湿透”的刘良倍感寒冷，马上回家再次自我隔离。

截至2月25日，专家团队一共完成了11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其中刘良团队负责了9例，刘良团队解剖的9例遗体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当，但年龄偏大，多在60-70岁，年纪最大的超过80岁，最小的是52岁。

目前，刘良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病理科教授王国平的团队合作，已完成3例病理检查诊断工作。

刘良表示，从尸检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的病变肯定不止损害肺，还包括免疫系统和身体其他器官。

显微镜下，刘良在新冠肺炎死者的肺部切片发现，其中有很多粘液性的分泌物。“分泌物的出现，说明临床治疗是要提高警惕的。”

病理研究人员对样本进行研究

新冠肺炎患者的肺泡功能会受到损伤，气道如果又被粘液堵住了，临床上就会出现缺氧的表现。刘良表示，“若要改善患者的缺氧状态，需要把气道打通，必须把粘液稀释、溶解。” 

刘良强调，临床治疗上，如果粘液没有被化解的情况下给患者单纯给氧，可能达不到目的，有时还会起反作用。“正压给氧的话，可能会把粘液推得更深、更广，会加重患者的缺氧。”

2月9日，医学类预印本杂志medRxiv在线发布了钟南山院士等多名专家联合完成的论文《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China》（2019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

论文中，在治疗方面，有38.0%的患者接受吸氧治疗。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氧疗也是治疗方式的一种

新冠肺炎患者的遗体解剖也有利于揭示病毒的传播途径。刘良团队在解剖时对患者的不同器官做了核酸检测。他表示，“在一些器官上发现了病毒，也有些器官排除了，但不同病例、不同脏器的结果还不太一致，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分析。”

之前有学者曾提出，一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会暴发心肌炎或俗称“心碎综合征”的应激性心肌病。刘良回应称，新冠肺炎导致暴发性心肌炎的可能还需进一步讨论，但导致“心碎综合征”的可能性较小。

相关研究还显示，新冠病毒和SARS的同源性很高。而对于既参与过03年SARS病例解剖，现在又参与新冠病例解剖的刘良表示，新冠肺炎跟SARS的病变有类似性，但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后期会再做解读。

除刘良团队外，目前武汉还有上海瑞金医院为主体的一个团队在做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已解剖了两例。王国平表示，“从科学研究角度上讲，解剖的数量越多越好，现在一共有11例，反映的结果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了。”

王国平教授解释，遗体解剖是病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病理学变化和临床变化对比研究，揭示发病机制，分析死亡原因，总结诊疗经验，提高临床救治效果和防控效果。

“院士都说是衣原体，你为什么说是病毒？”

遗体解剖在控制流行病蔓延过程中的重要性，在2003年SARS爆发时就已经有所印证。

2003年初，广东发现首例非典病例。随后便开始蔓延。

2003年2月10日清晨，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里，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系教授丁彦青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走进实验室。突然，院长来了，一字一顿地说:“老丁，广东省卫生厅给了我们医院一个十分特殊而且极具危险性的任务，你敢接受吗？”

丁彦青接下了这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全世界首例非典尸体解剖”的任务。

“第一反应是兴奋，要解剖世界上第一例非典病人尸体啊。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当时还没有专门的防护口罩和隔离衣，我就穿着这白大褂，加两层一次性手术衣，外面套一件塑料围裙，戴上两层口罩，这样就上手术台了。”

丁彦青回忆道。

“那是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患者，也是广东省第一位因SARS离世的患者。我们观察全部脏器看到，病变非常严重。肺部、肝脏、脾脏、淋巴结、心脏等器官都有病变。尤其是肺部严重的肺水肿和组织坏死，肺泡上皮增生，肺泡充满渗出物，肺透明膜形成等。”丁彦青根据病理变化和特殊染色证实，观察到病毒包涵体，确定是病毒感染。“重复做了3次检验，都是这种结果。之后13日解剖的第二例，也是这个结果。我们确定它是病毒性肺炎。”

在这之前，新华社发布了结论：“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这种结论源于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研究员、著名病毒学家、当时72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的研究结果。

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天晚上，丁彦青仍坚持“不是衣原体，是病毒”的判断。他表示，“科学要讲证据，我确信我的研究结果。”并写下了四条依据。这其中，非常关键的两条信息来源于病理解剖观察结果：第一，衣原体肺炎属肺间质肺炎，肺泡隔会增宽，但这次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尸检显示，肺泡隔变化不大；第二，在本次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病例中找到了病毒包含体，这是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重要依据。

正是因为病理解剖拿出有力证据，丁彦青团队也排除了社会上有关炭疽、鼠疫的传言。

但第二天报道出来后，有北京的电话打过来质问丁彦青:“院士都说是衣原体，你为什么说是病毒？！”丁彦青只能苦笑:“这是科学，不是我说它是病毒，而是它本身就是病毒。”

3月下旬，海外的科学家们报道了病原体为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3月24日，美国疾控中心作出报告，称SARS的可能病原属冠状病毒家族，可假设为冠状病毒的一种变异。

 

3月28日，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也公布已从SARS病例标本中分离培养出冠状病毒。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宣布，他们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认为变种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有亲缘关系，但它非常独特，以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WHO将其命名为“SARS病毒。”

2003年，丁彦青团队首次提出肺和免疫器官是SARS病毒攻击的主要靶器官，首次提出“促炎症因子”过度表达与SARS急性肺损伤及全身多器官的损害密切联系新观点，有效指导临床实践。

目前国内几乎没有达标的解剖室

在新冠肺炎首例尸检前，业界同道早已发出呼吁。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邓永键教授表示，非常赞成刘良教授的呼吁和实施新冠肺炎的尸检：“这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尸体解剖，迟迟未能进行，值得反思。”

丁彦青也称：“非常、非常遗憾，这一问题亟待重视，尽快开展尸体解剖、病理研究。”

但令业界更着急的是，这一重要工作还未全面开展。“条件不具备，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引起重视。”丁彦青直言。

据了解，武汉市许多个定点医院对病理解剖表达了积极态度，却无法提供解剖场地的支持。

丁彦青表示，针对烈性传染病的尸检需要在P3级的尸体解剖室中开展，目前基本没有可供尸体解剖的场地。国内只有北京地坛医院一家，也是在SARS之后建起的。

刘良也表达了他的担忧。“解剖室不达标的话，会导致解剖的延缓和对解剖担忧。”刘良介绍，2003年为应对SARS疫情，北京和广东曾专门建设过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负压解剖室，但此后长期没有再发生类似疫情，那些解剖室就几乎荒废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几乎没有达标的解剖室”。

刘良此前联系过多家医院，“所有医生都说这个好，但涉及特定方案的时候，医院需要请示汇报”。此外，医院也担心解剖风险。

刘良很着急，如果不及时做病理解剖的话，“对抢救治疗有延误，对将来的研究也有影响”。

此外，解剖新冠肺炎患者的遗体需要较高等级的防护设备，在物资紧张的武汉，刘良团队同样面临缺少防护物资的局面。

“目前为止，防护物资都是我们从其他地方‘化缘’来的，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这支‘特种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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