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赚955亿，外资拿走大头，但尹卫东和科兴不该被骂 || 关注

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中国第一支甲型乙型肝炎联合疫苗、全球首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全球首支手足口病疫苗……

然而，在2020新冠疫情出现之前，过去二十多年里，科研上的成功只让尹卫东和科兴生物赚足名气，却始终都赚不到钱。

2021年，科兴生物突然暴富，靠卖疫苗实现年营收约1280.3亿元，净利润约955.41亿元。

暴富之后，质疑声随之而来：科兴如何靠1.55亿美元研发撬动近千亿利润？生产国产疫苗的公司背后为何有那么多外资股东？

翻开科兴创始人尹卫东的创业史，或许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弃医从商

1976年，唐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地震，隶属于唐山的玉田县也受到地震影响。如今的“疫苗之王”尹卫东就出生在玉田县。

那年尹卫东才12岁，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之后，年少的尹卫东看到了人类在天灾面前都多么脆弱，于是下决心要学医救人。

1979年，尹卫东考入唐山卫校，主攻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卫生防疫站。

尹卫东学历不高，但在医学方面有着出色的天赋。

19岁，他就能从人胚肺二倍体细胞中分离出甲肝病毒株TZ84；22岁那年，他又完成了“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制。

1988年，仅23岁的尹卫东被河北省评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获得该殊荣的56位人才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位。

可是，彼时的尹卫东内心更渴望研发出甲肝疫苗，只有那样才能阻断病毒的反复爆发。

然而，研发疫苗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他研发甲肝诊断试剂时，唐山市科委仅仅提供了8万元的研发经费，虽然这笔经费在当时已经是天文数字。

但研发疫苗需要的资金更为庞大，当时在国外研发一款疫苗需要的投入通常在5亿-10亿美元，尹卫东自己没那么多钱，也争取不到这么多经费，所以尽管他有那个雄心壮志，也只能藏在心里。

真正让尹卫东下定决心研发疫苗的，是1988年上海爆发的甲肝病毒，造成31万人感染，47人死亡。

▲上海甲肝疫情时，街上挂起宣传标语。

当时国内企业只能生产甲肝减毒活疫苗，而跨国公司则抓住机会，带着更先进的甲型肝炎灭活疫苗进入中国。

当两款疫苗摆在国人面前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进口疫苗。而当时一剂进口甲肝灭活疫苗的售价，高达四五百元。

这是什么概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8年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1181元，一支进口疫苗可能就要花掉一个家庭好几个月的收入，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这深深地触动了尹卫东。他意识到继续待在实验室做研究、写论文根本阻止不了甲肝的传播。于是他决心研发出便宜好用的高品质疫苗，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

1992年，已经从医十年的尹卫东离开实验室，从医生变成创业者。

他拿着借来的5万元，再加上自己出资一部分，成立一个注册资本为10万元的公司。

创业后的第三年，尹卫东带领的团队就成功研制出甲肝灭活疫苗，并于1996年进入“九五”国家医药科技攻关计划。

然而，这对尹卫东来说，只是拿到了行业入场券。

几次“血本无归”

尹卫东的经商之路不像学医时那么顺畅，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在科研上做出了很多成绩，但就是没赚到什么钱。

下海经商后的尹卫东，经常为了钱而烦恼。

1993年，尹卫东跟外资合作成立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外资占股51%，尹卫东技术入股，做小股东。

之后的8年里，尹卫东依然为了资金问题四处奔波。为了让公司活下去，他做过甲肝减毒疫苗代理，卖过白蛋白，最惨的时候甚至还卖过豆芽。

直到2001年，尹卫东遇到潘爱华，情况才好转。

2001年4月，北京科兴正式成立。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以甲肝疫苗技术入股，占24%的股份，潘爱华的未名集团出资5100万占51%的股份。

▲科兴董事长尹卫东。

科兴成立后，尹卫东从唐山搬到了中关村，并且有了4000多平方米的厂区，得以量产甲肝灭活疫苗。

尹卫东成功地把甲肝的发病率从千分之二降到十万分之一以下，甲肝灭活疫苗的需求也随之骤减。

之后几年，科兴的日子并不好过，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据新浪财经，尹卫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年我们确实很困难，把家底全部借到公司去了。”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在各地蔓延。尹卫东担心危机的同时也看到了商机。当年4月24日，尹卫东主动申请研发SARS灭活疫苗，并暂停了其他的疫苗研发项目。

2004年，尹卫东带领团队完成首期临床科研任务。然而，就在这时候，SARS病毒已经被控制住，疫苗没了市场。

当时不止科兴在研发SARS疫苗，军科院、医科院、各高校甚至一些国企都在研发，后来疫情消失后，他们也都退出了。

但尹卫东在明知不赚钱的情况下，依然顶着压力继续研发SARS疫苗。2004年12月，尹卫东完成全球首支SARS灭活疫苗的I期临床试验。

然而，随着SARS的消失，尹卫东研制出来的疫苗也被封存。

2004年的时候，尹卫东还带领团队进行人用H5N1疫苗的研发。等到疫苗研发出来后，同样因为疫情得到控制，疫苗没了经济效益，只能由国家收储封存。

当时科兴生物光生产线就投资了1个亿，而政府收储只给了6600万，尹卫东再一次血本无归。

虽然SARS疫苗以及H5N1禽流感疫苗没给尹卫东带来任何金钱上的收益，却让尹卫东和科兴获得了名气。

尹卫东后来表示，虽然SARS疫苗赌空了，但让科兴走通了一条应对突发疫情的道路。

最关键的是，科兴凭借在SARS和H5N1禽流感事件中的表现，成为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的流感疫苗供应国际行动组（IVSITF）的成员。

这让尹卫东之后在获取疫情相关的情报上有了先发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后的疫情，科兴总是能够快人一步研制出疫苗原因之一。

2009年，是尹卫东开始转运的一年。

当年甲型H1N1流感暴发后，尹卫东凭借着此前积累的经验，仅用了87天就研制出全球首支获得政府批准的H1N1流感疫苗。

这次，尹卫东不再“血本无归”。科兴2009年财报显示，当年净营收为8420万美元，净利润达到2000万美元。

当时有媒体问尹卫东，为什么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发出疫苗。尹卫东的回答是，“你们看到的是87天，其实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了，整整5年的时间才成功”。

如果没有经历赔钱的SARS疫苗、不赚钱的禽流感疫苗，或许就没有后面甲流赚的2000万，更没有2021年的956亿。

为何偏爱“外资”？

2021年，科兴靠着新冠疫苗又一次成为焦点，而且还赚了956亿。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迎接尹卫东和科兴的，并非鲜花和祝贺，更多的是质疑和指责。

其中争议最大的，便是科兴生物的外资背景。很多人质疑，科兴在国内赚了那么多钱，到最后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国外。

但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科兴的大部分股权为何会落入外资之手。

一方面，这跟尹卫东脱不了干系。翻开尹卫东的创业史可以看到，从他创立第一家公司开始，背后始终都有外资的身影。

1992年创立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外资占股51%。2003年科兴生物打算上市时，尹卫东也主张赴美上市，而大股东潘爱华则倾向于在A股上市；包括后来尹卫东成立的科兴中维，背后也有外资。

尹卫东一直想让科兴走国际化路线。在创立第一家公司时，尹卫东其实就已经意识到，做生物技术开发，不和国际接轨是行不通的。

2012年，尹卫东在接受《中关村》采访时，解释了对国际化企业的理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股东是不是国际化，也就是有没有外资股东；其次，研发和产品质量是不是达到国际标准；最后，产品是否出口到其他国家。

尹卫东力图让科兴成为国际疫苗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要走通这条路，拥抱外资是必然选择。

科兴生物的外资背景，除了尹卫东的主动选择外，其实也还有外部原因。常年亏损的科兴，在融资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主动权。

富途证券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里，科兴生物盈利的年份仅有8个，大部分时候都是亏损的。

▲科兴生物亏损多年，数据来自富途证券。

资本市场看中的是盈利能力，科兴虽然当时在疫苗行业已经颇有名气，但是一家不赚钱的公司。

因此，国内的资本机构当时几乎都看不上科兴，对它抛出橄榄枝的几乎都是境外资本。例如日本软银旗下的赛富亚洲基金给了科兴一大笔钱，后来还成了第一大股东。

前五大股东里，除了排在第二的尹卫东外，其他四家都是外资，仅这四家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就达到了48%。

▲科兴生物股东持股情况，图片来自雪球。

尹卫东没有占到大部分的股份，但科兴生物的控制权握在尹卫东手中。

从科兴生物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疫苗行业前期投入很高，研发周期很长，回报极不稳定。资本方可能要跟着企业忍受持续且漫长的亏损，最后能不能一飞冲天还得看运气。

所以，大部分股权落入外资之手，并不完全是科兴生物的问题，而是国内外资本机构的不同选择造成的。

当年科兴生物寻求融资时，国内资本选择了保守，而国外资本则选择了赌一把。

从2021年的结果来看，他们赌对了。